春北去世后，春南一直想着办积善会的事。
这天上街，他去了荆家祠堂，刚好族长荆荣齐和几家田多的富户都在，便说办积善会的事，荆荣田不屑一顾地说：“要出钱办事，就要办大事。”
春南有兴趣地问：“办什么大事？”
荆荣田身体往椅背上一仰，****，手摸着耳朵说：“中国要富强，要学洋人，要办洋务，要开工厂。李鸿章在上海办了轮船招商局，又在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招募股份，我想入股。”
荆荣齐不赞成，他手心朝下，拍着桌子说：“民不和官斗，亏了钱还不是民商倒霉。”
荆荣田哈哈大笑，右手拍拍大腿说：“漕运生意，朝廷采购，都是官府垄断，还能亏钱。”
荆荣大拍拍胸口说：“我要入股就入民办的厂，无锡荣家，常州刘家也在招募股份，要办面粉厂，缫丝厂，还有纱厂呢。”
春南见他们对办积善会的事不感兴趣，便告辞出来，去找别的富户。他觉得凡事想想容易，做起来真难；就像一块荒地，要成为亩产几百斤的粮田，很不容易。
春南先找有四五十亩以上田地的人家，动员其入会捐银，他说：“一钱逼死英雄汉，有会费救济帮一把，英雄汉就可以度过难关，就可以不死，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这是众人帮一人，也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有人说：“我为人人，什么时候人人为我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都可能用得上会费，帮别人也是帮自己。”
有人说：“要是自己用不上呢？”
“用不上，就当行善心，老话说，朔风无情钻破屋，人有善心隔门暖。人非风雨，岂能无情。”
有人问：“怎么交会费？”
春南说：“参考外地的做法，每卖一百斤粮食，交一斤粮食的钱做会费。”
对这个数，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人觉得多，有的人觉得少，有的人不说多少，就是说不参与。有五十亩以上田地的人家，肯入会的只有二十几个人，筹不到足够的善款。
春南又把范围扩大至二十亩以上的田户，他先后走了三十二个村子，来来去去的路，加起来上百里路都不止。两双布鞋磨穿了底，话说了不知道多少，又发展了三十户，总算把筹办事情落实。
人们推举春南当会长，他婉拒了，说在皇塘荆氏族大人多，声望高，还是请荆家族长荆荣齐当会长好，副会长轮流当，会费由荆家祠堂宗库代管。大家同意了，开了一个会，通过了章程，推举了会长，积善会就算成立了。
散会以后，已经晚上八点，月色融融，树荫寂寂，霜清雪冷，夜行有声。
春南很是欣慰，走到村口，没有回家，先去了坟地，来到春北坟头，抚摸着坟上枯草说：“春北，积善会成立了，你安心吧。”
积善会第一年便收到善款银子一百二十两，支出一百两银子，修了街上排水的阴沟，下雨不再积水。接济了六个孤寡老人，每人二百斤米，五十斤面，二两银子。救助了张家村一个房子失火烧成废墟的五口之家，给死在路边的三个乞丐买了薄皮棺材，请人埋进了大坟园。
想到走过的路，办过的事，春南感到虽然累和苦，但充实愉悦，他觉得办积善会比好高骛远办洋务办工厂好，扶贫济困之事，看得见摸得着，是为乡里乡亲办的实事。
转眼到了腊月，天冷得很，下了一场雪后，田野像捅了好多窟窿的大白纸，大小河塘便是不太合群的一个个大窟窿。
太阳出来，村里的雪化得快，未化的雪怕见阳光，胆怯害羞地呆在墙屋后的背阴处，黑白分明，这儿一条那儿一堆。
月亮升起，像半块白玉，月光似水，公平公正地铺洒在地上，雪月交融处，如抹了一层冰。
天冷，九贞吃了晚饭就上了床，靠在床柜上，身上是厚被子，脚底顶着一个温暖的铜脚炉。春南刚加了一层米糠，火较旺，有点烫脚，她挪动脚，有烟从被子缝隙中钻出，她呛得咳了几声，春南忙进屋问：“脚炉要不要翻一翻，压一下烟火。”
“不用，烧一会就好了。”
“有件事，和妈商量一下。”
“你说。“
“往年给村上人家过年的银子，都是年三十上午，村上人来家拜年时给，今年我想早点给，让人家买点年货。”
“从你爷爷开始都是年三十，人家拜年时给，你提前怎么给？”
“一家家送过去，开着门就进去，关着门就敲敲门，说一声，放在门口。”
九贞想了想说：“还是按老规矩吧，你每家送，不困难的人家，会觉得我们小看了他家，是对他家的侮辱，不领情还生气。你不家家送，想要的没给，人家又会有意见。还是等三十那天，谁来给谁，不来不给，特殊困难人家另说。”
春南觉得母亲说得有理，便说：“好的，按老规矩办。还有一件事，今年我管积善会大半年，花了一百两银子，还剩二十两，到明年换人，还有几个月，银子不够，我想从饭店拿一点。”
“饭店生意也不好，没什么富裕，你就有多少水和多少面吧。”
西街饭店从腊月二十五至正月十五停业，这期间，春南和于掌柜晚上轮流看店，春南负责初一至初十这十天。
天气冷，春南去店里早，走到饭店门口，夕阳正对着寒冷的街道。街道上人不多，静谧的饭店对面的廊檐下，站着一个中年人，身穿蓝布长棉袍，头戴有护耳的棉帽，脚旁放着一个布袋。
他皮肤红润，身材微胖，夕阳照着他光亮的双下巴。他看看春南，眨眨眼睛，动了动嘴，想说话又没说。等春南开门进去以后，他若有所失地拎起搁在地上的布袋，步履沉重地往东街口走去。
第二天，同样情况，春南走到饭店门口，中年人又站在老地方，手上拎一个布包，夕阳照着他胖胖亮亮的双下巴和头上的黑发。他看看春南，又是欲言又止。
第三天，春南比以往早半小时出发，想问问那人有什么事，要不要帮忙。看他的相貌，像是厨子，是不是想找工作，又不好意思开口。然而，他走到饭店门口，那中年人不在。他也没多想，拿钥匙开门进店。
西墙上有一方窗，一缕夕阳射进店来，积极地照在斑驳的圆柱上，飞尘在阳光中漂浮。春南用灰布抹净了靠柜台的一张桌子，把带的包放桌子上，待阳光不见屋里变暗后，他点了一盏洋油灯，放在桌子中间，屋里有了昏黄的灯光。
他去中街老虎灶，打了两瓶开水，倒了一瓶洗脚。洗脚后，取出包里的一包花生，一包瓜子搁在桌角，门开了一点缝，等熟人来聊天下棋。
“嗒嗒嗒，”有人扣动门环。
“进来。”春南叫一声，起身看着门口。
来人四十多岁，中等个子，较富态，脸色红润，光光的双下巴；身穿蓝布长棉袍，头戴有护耳的棉帽，手里提着一个布袋。春南一看，正是前两天站在饭店对面的人，他好奇地问，“你是——”
“我是豆各庄人，我叫冯德昌，二十三年前在店里当过伙计，这次回来，是看看蒋老板。”
“哦，请坐。你说的是我父亲，他去世了。”
“什么时候？”冯德昌问，脸上闪过一缕阴影。
“有几年了。”春南低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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