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摇摇头，淡淡道：“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你想怎么样。”丁孝蟹强压着怒火，说道：“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爸爸和弟弟去坐牢，什么都不做。”李勇立刻冷笑道：“那当初他们犯错的时候，...丁孝蟹坐在陈万贤别墅客厅的真皮沙发上，脊背挺得笔直，双手搁在膝头，指节微微泛白。他没接话，只是抬眼打量着对面那个穿着丝绒睡袍、端着一杯琥珀色威士忌的老者——陈万贤正用银质小勺慢条斯理地搅动冰块，叮当轻响，像敲在人心上的一记记闷鼓。丁利蟹坐不住，往前一倾，嗓音压得极低：“陈先生，我们兄弟几个刚出来，连忠青社门口都没回过，手底下人现在都乱成一锅粥。您说合作，总得先让我们喘口气，把场子稳住吧？”丁旺蟹更直接，往沙发扶手上一拍：“就是！我们又不是你手底下的马仔，凭啥听你指挥？”陈万贤眼皮都没抬，只将酒杯缓缓放下，冰块撞击杯壁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抬起右手，中指轻轻一叩桌面，节奏不疾不徐，却让三兄弟同时噤声。“丁孝蟹，”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把钝刀刮过耳膜，“你爸丁蟹，判的是误杀，但法官在裁决书里特别加了一句——‘行为极端偏执，主观恶性显著’；你二弟丁益蟹，涉黑、纵火、教唆伪证，数罪并罚，起刑点十年起步。你们三个保释，靠的是‘社会关系稳定、无再犯风险’——可这八个字，是我花了三百万港币、请动两位立法局议员、又搭上廉政公署一位退休调查主任的面子，才从警署档案室硬生生抠出来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绷紧的脸：“明天上午九点，高等法院刑事庭将对丁蟹案启动二次聆讯。控方新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方敏小学三年级时写给父亲方进新的生日贺卡，背面有她亲笔写的‘希望爸爸快点好起来，不要和丁伯伯吵架’。这张卡片被警方从丁蟹家中搜出，作为其长期骚扰、精神压迫方家的佐证。陪审团一旦看到，你们爸的‘误杀’，立刻变成‘蓄意谋杀未遂’的预备阶段。”丁孝蟹瞳孔骤缩，手指猛地掐进掌心。他知道那张卡——三年前他亲自从方家旧屋翻出来的，本想烧掉，却被丁蟹抢走，藏在自己枕头底下，天天摸着念叨“方进新欠我的”。他甚至记得卡片右下角那一小片淡蓝色蜡笔印，是方敏画的小太阳。“你们以为，李勇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动手？”陈万贤忽然笑了，眼角褶皱堆叠如刀锋，“因为他要的不是你们坐牢，是要你们彻底垮掉——垮到连忠青社的名字都不敢提，垮到江湖上提起丁家，只记得五个疯子拖着一家良善满地爬。他已经在交易所布好局，等你们一露面，就砸盘拉崩忠青社外围所有关联股；他在警界安插的人，正连夜整理你们二十年来所有灰色账目；就连你们妈在屯门住的那个公屋单位，三天前已被房署列为‘违建改造重点核查对象’。”丁利蟹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发干：“……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做你们最擅长的事。”陈万贤身体前倾，袖口金表反光一闪，像毒蛇吐信，“李勇护着方家四姐妹，罗慧玲、方芳、方婷、方敏——一个都不能少。他把她们藏起来了，但藏得再深，也有痕迹。阿孝，你手下有没有人认得阮梅？”丁孝蟹呼吸一滞。阮梅。那个总跟在李勇身边、替他收文件、倒咖啡、眼神清亮得像能照见人骨头的女人。上个月忠青社在湾仔盯梢一个跑路的赌档老板，曾远远拍到她拎着保温桶走进李勇公司后巷，和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说了三分钟话——那人转身时，袖口露出半截墨绿色纹身，形如蜈蚣。“认得。”丁孝蟹声音哑了下去，“她以前在交易所做过文员，后来被李勇挖走。我让人查过，她老家在福建，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养母住在深水埗。”“那就够了。”陈万贤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茶几边缘，“今晚十点，深水埗桂林街十八号，二楼左手边第三扇窗，亮着灯。你带两个人去，不必进去，只盯着。如果阮梅出现，记住她见了谁、说了什么、手里拿没拿东西。明早六点前，我要一份详细报告。”丁旺蟹忍不住问：“就为了个女秘书？”“为了她背后站着的那个人。”陈万贤终于喝了一口酒，喉结上下滑动，“李勇这个人，聪明，狠，但太重情。他护方家，护阮梅，护陈滔滔，甚至护那个只会哭的方展博——这种人，弱点太多，反而最好对付。他以为把人藏起来就安全？错了。真正安全的地方，是所有人都觉得危险、却偏偏不敢踏进一步的绝地。”他放下杯子，指尖在桌面上划出一道短促的线：“丁孝蟹，你爸在法庭上输不起，你们兄弟，在江湖上更输不起。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跪着回去，等陪审团宣判那天，看着你爸被押上囚车；要么，跟我一起，把李勇最在乎的东西，一件件，砸碎在他眼前。”客厅陷入死寂。窗外梧桐叶影晃动，像无数只伸向喉咙的手。丁孝蟹慢慢松开掐进掌心的指甲，缓缓站起身。他没看两个弟弟，也没看陈万贤，只盯着墙上一幅水墨山水——山势嶙峋，云雾翻涌，题款是“龙跃于渊”。“陈先生，”他声音平静得可怕，“我答应合作。但有三件事，必须提前讲清楚。”“第一，忠青社是我的命，不是你的筹码。你要借力，可以；要吞并，不行。”“第二，方家四个女人，我可以不动。但罗慧玲——她当年在码头当众指着我爸鼻子骂‘杀人犯’，这笔账，得我自己亲手了。”“第三……”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转向陈万贤，“你帮我爸减刑，我帮你对付李勇。可如果最后发现，你真正想对付的，从来就不是李勇，而是陈滔滔——那我丁孝蟹，随时能把刀，调转一百八十度。”陈万贤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角皱纹舒展开，像一朵盛开的铁锈花。“痛快。”他举起酒杯，“我就喜欢和明白人打交道。至于你说的三条……第一条，我点头；第二条，我不管；第三条——”他停顿片刻，啜饮一口威士忌，喉结再次滑动，“阿孝，你以为陈滔滔是谁扶起来的？你以为，李勇凭什么敢在股市上和我叫板？你以为，这个局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棋手？”他放下酒杯，从西装内袋抽出一张折叠整齐的A4纸，推到丁孝蟹面前。纸上没有文字，只有一张黑白照片——拍摄角度很低，像是从汽车底盘仰拍。画面里，李勇站在中环码头栏杆边，正低头点烟。他身后五米处，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佝偻着背，手里攥着一只褪色红布包。而就在她脚边排水沟的铁栅栏缝隙里，半截枯黄稻草正随风微颤。丁孝蟹瞳孔骤然收缩。他认得那蓝布衫。那是他小时候，丁蟹在油麻地摆摊算命时穿的同款。更让他血液冻结的是——那截稻草，和他藏在忠青社总部保险柜最底层、用玻璃盒封存的“镇社之宝”一模一样：二十年前，丁蟹亲手从方进新坟头拔下的第一根草。“你……怎么会有这个？”他声音嘶哑如砂纸摩擦。“因为二十年前，”陈万贤慢悠悠道，“你爸在方进新下葬当天，不止去了坟地。”他指尖点了点照片角落——那里有个几乎无法察觉的模糊黑点，像一粒飞虫，又像一颗痣。“还有一个人，也去了。”丁孝蟹猛地抬头，死死盯住陈万贤的眼睛。老人却已重新端起酒杯，目光投向窗外渐沉的暮色，仿佛在欣赏一场即将开幕的大戏。同一时刻，李勇正站在深水埗桂林街十八号后巷的消防梯顶端。夜风卷起他衬衫下摆，露出腰间一截缠着黑胶布的金属枪柄。他没开灯，只借着对面霓虹招牌流转的微光，静静注视着二楼左手边第三扇窗。窗内，灯光亮起。一个瘦小身影推开窗，探出半个身子，朝巷口张望。是阮梅。她今天扎着低马尾，耳垂上那枚小小的银杏叶耳钉，在绿光映照下泛着冷意。李勇没动。直到她忽然抬手，将一枚折叠成三角形的便签纸，轻轻塞进窗台裂缝里。——那是他们约定的暗号：若纸尖朝左，代表安全；朝右，则有尾巴。纸尖正对着巷口方向，微微颤抖。李勇终于抬手，拇指在枪柄上缓缓摩挲三下。三下之后，巷口梧桐树影剧烈晃动，三道黑影如狸猫般无声掠过墙头，分左右包抄向楼道入口。与此同时，李勇身形一矮，足尖在铁梯横档上一点，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倒射入黑暗，落地时连半点声响也未激起。二楼走廊尽头，阮梅正踮脚去够天花板通风口。她手指刚触到金属格栅，身后突然传来极轻的“咔哒”一声——像是塑料扣松脱的脆响。她浑身一僵，却没回头，只将食指竖在唇边，做了个噤声手势。通风口格栅应声而落，飘下几缕陈年灰尘。里面没有电线，没有管道，只有一张泛黄的旧报纸，整整齐齐叠在角落。阮梅伸手取出报纸，抖开——头版赫然是1986年3月15日《东方日报》，标题猩红刺目：【方进新遭暴徒围殴致脑死亡，警方拘捕疑犯五名】。报道下方，用红笔圈出一行小字：“目击者称，行凶者中一人左手戴银镯，刻有‘孝’字。”阮梅指尖抚过那个“孝”字，久久未动。窗外，风声忽紧。远处传来一声压抑的闷哼，随即归于死寂。她将报纸折好，塞回通风口，轻轻合上格栅。转身时，马尾扫过肩头，耳钉在幽光中一闪，像一滴将坠未坠的泪。楼下，李勇站在消防梯阴影里，听见头顶传来三声轻叩——笃、笃、笃。他抬手，解开衬衫最上方两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浅褐色旧疤，形如弯月。疤沿边缘，隐约可见极细的金色丝线，正随他呼吸微微起伏。那是二十年前，他在福建老家祠堂焚香时，被祖宗牌位前铜烛台烫伤的痕迹。也是他此生，唯一没打算洗掉的印记。巷子深处，一只野猫倏然跃过垃圾桶，叼走了半块腐烂的菠萝包。风卷起它尾巴尖上一簇白毛，飘向夜空。那里，北斗七星正悄然移位，斗柄所指，正是中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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