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穆之出身其实并不差,祖上曾是刘氏皇族,虽然家道中落,但从没跌到底层,有经学渊源,故从小打下了良好基础,加之聪明好学,才被王谧看中。

他跟了王谧之后,得到的培养资源,也几乎是同龄人中顶尖的,不仅吸取了谢韶顾骏这些官场老手的经验,更得到了王猛的指点,逐渐将所学融会贯通,积累得极为扎实。

但刘穆之发现,在他跟随学习的人中,只有王谧的想法,是与众不同的。

包括王猛在内的其他人,尚且都在士族官场规则之内行事,而王谧的想法却往往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与其他人的着眼点完全不同。

就像这次王谧打的所谓经济战,其他人倒也能给刘穆之传授类似的例子,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一系列兵不血刃的做法。

古往今来,管仲未必是在这方面最出类拔萃的,但其无师自通,开创了一系列发前人未发,但暗合经济学规律的做法,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国家。

除了官妓之外,被后世很多人诟病的盐铁专营,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而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彼时天下有两大产盐之地,一是河东盐池,二是齐国海盐,两者共同垄断天下盐业,且后者产量逐渐超过了前者。

齐国通过官方垄断盐业,开展对外商贸,聚敛了大量财富,进而有财力减轻百姓种地的赋税,让商业反哺农业,让百姓过得更好了。

当初王谧和刘穆之分析这件事情时就提过,其关键不在于商贸,而在于技术。

齐国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海盐制备技术,而当时的吴越诸国,虽然有更长的海岸线,却没有更先进、成本更低的技术,加上运输商业渠道都不如齐国便利,自然无法分庭抗礼。

在这件事情上,刘穆之得到启发,领悟到要对草原进行贸易战,关键在于封锁技术,用对方既无法生产又必须拥有的东西,才能漫天开价。

而这些做法,很早的时候,他就和王谧暗暗推行了,其中用到的一个关键物品,就是银。

这些年来,刘穆之在王谧的授意下,通过政令控制商队,一直在暗暗推高银的价格。

这包括但不限于用处理过的铁器,和草原贸易的过程中,允许对方用银兑换,而不是毛皮这种可再生的东西。

燕山以北,包括河套,虽然有后世著名的大银矿,但在这个时代,是无法开采提炼的,所以关外胡人拥有的银,大部分都是靠劫掠贸易而来。

这就等于草原的银货储备,是个只出不进的无底洞,若是常年贸易,迟早有用尽的一天。

为了换取银,王谧采用的交换物品,是加了料的,所谓坚铁,其实是生铁的铁器制品。

生铁铁器,看上去和寻常铁器无异,但有个区别,就是熔点恰好控制在1200度左右,如果纯度再高的话,熔点还会更高。

而彼时草原上的木炭炉,普遍温度只有1100度左右,只能用来熔炼铜器,无法重新锻造这种铁器。

而王谧出售这种农具炊具铁器,不担心被对方重复利用,还能借此换取己方需要的东西。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关外的部族,除了王谧之外,没有其他贸易对象。

在前燕控制北地的时候,这个条件是无法满足的,其可以随意调动关外物资,王谧无法垄断商贸,自然无法随意行事。

但随着前燕代国先后灭亡,北地陷入混乱,和中原之间的联系大部分断了,这个时候,王谧以青州为中介,横跨辽东朝鲜半岛为后勤基地的贸易线,便开始发挥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王谧大力倡导银铜贸易体系,在以物易物之间加入了货币媒介,如此大费周章,便是为了将来挖坑的。

随着和草原上贸易量加大,关外银币储备变少,银价变高,王谧趁机加入了铜币做为补充。

彼时铜矿的挖掘冶炼难度,是要高于铁矿的,所以铜钱在全天下仍然是硬通货,于是开始有大量铜流入了草原,辅助银币,成为了草原交易的两大货币。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银价升高,草原上的毛皮马匹等物,相比换取的价值,便逐年降低了。

而王谧包藏祸心的地方,也在这里。

他在倭奴石贱银山挖掘冶炼的银,一直没有投入中原市场,而是等待最关键的时期。

其中他虽然用了一般银去收买桓冲,但以桓冲的谨慎,是绝对不会拿出来显摆的,反而会隐瞒起来。

而货币不流入市场,便不会有任何作用,王谧于是通过商队,开始极为迅速地做了两件事。

一是从江南江东地区,私下采购大量的铜。

彼时产铜地区,绝大部分都在南方,尤其是桓冲控制的荆州巴蜀地区。

王谧先前送桓冲银子的时候,提及自己缺铜,桓冲听了不以为意,便送了几船的铜作为回报。

在桓冲看来,这种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彼时天下铜币除了用以贸易,并无其他用处,而王谧领地富庶,缺少钱币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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