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十七日,京城,工匠坊。

天刚蒙蒙亮,戚盘宗就被窗外麻雀的聒噪吵醒了。他翻身坐起,揉了揉眼睛,匆匆洗漱,在坊外的早餐铺买了几个馒头,一边嚼一边朝客运车站走去。

来到站台,站台附近已经有好几个穿着绿色官服的人在等候马车。

没隔多久,马车停靠站台,一个声音粗的中年妇女打开车门道:“各位大人往里面走。”

戚盘宗跟着人群上了马车,把5文钱递给了那个中年妇女。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厢里已经坐满大半,大多是京城中低级的官员,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翻看邸报,有的三三两两低声交谈。

工匠坊这几年建了不少砖石楼房,房屋质量好,加上朱由检又按照后世的理念,建了下水管道,用水泥硬化道路,搞了绿化,添置了垃圾桶等一系列的服务设施,让这一片地区的环境不输给内城。

工匠坊这片地区,设施完备,交通便利,租金还便宜,成了中层和低级官员最青睐的居住区。

马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水泥路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窗外的街景向后退去。

戚盘宗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那些灰白色的楼房和匆忙赶路的行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

他原本是信王的秘书郎,跟在王爷身边处理些文书事务,管的是天津卫的工厂、商社、股票交易所。在他的设想里,自己是跟着信王去东宁岛就藩的,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可谁能想到,干着干着,竟然干到了紫禁城。乾清宫——大明中枢的核心,就这样被他踏进了。有时候想想,他自己都觉得迷糊。

旁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御史,花白胡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官服,手里捧着一份报纸。

他看了戚盘宗一眼,放下报纸,语重心长地开口道:“戚秘书,你是信王的身边人,老朽倚老卖老,劝你几句。

信王殿下年轻有为,锐意进取,这是好事。可做事不能太激进,该守的礼法还是要守。祖宗之法,不是用来束缚他的,是用来保护他的。太激进了,容易得罪人,也容易伤着自己。”

另一个给事中也凑过来,语气里满是无奈:“信王殿下开了个什么‘大明青年会',把整个直隶闹得乱糟糟的。

地方上的士绅和家里的后生,现在闹得水火不容。那些年轻人受了蛊惑,回去就逼着父亲降地租——降到三成以下,还说什么“农户也是人’。父子反目,兄弟成仇。他们还在家乡弄什么“农家社”,领着农户闹减租,搞得地方

不宁,士绅不满。地方官也头疼,本来治下好好的,如今却天天要去劝架。”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大明青年会的影响终于开始显现。那些从天津卫回去的年轻读书人,确实把在天津卫学到的一套用在了自己家乡。

他们组织农家社,带领农户跟士绅谈判,要求降低地租。士绅自然不肯,于是矛盾爆发,父子反目,兄弟成仇,邻里之间壁垒分明。

有的士绅一气之下把儿子赶出了家门,有的年轻秀才带着农户在祠堂前静坐,有的村庄闹得不可开交,连县衙都压不住。

这和以前的还不一样。要是农户敢这样闹,他们早就直接带领家丁镇压了,但现在领头的都是他们的子侄,这就让他们投鼠忌器了。

更让士绅们恼火的是,天津卫的那些士绅还把手伸到了他们的地盘,把地租降低到两成五,把他们的佃户一个个勾走,现在整个直隶靠近天津卫的士绅,内部要防着农家社,外部要防着天津卫的士绅,可谓是内外交困。

这让他们对信王恨之入骨——蛊惑子弟,与自己反目为仇。各地的告状信雪片般飞向京城。

县令们也苦不堪言,原本只需在夏秋两季收钱粮就万事大吉,如今却要天天去士绅家劝架。

有几个县令本想上疏弹劾信王,可还没来得及动笔,京城消息传来:信王监国了。

堂下何人,状告本王?

这状,还怎么告?

戚盘宗听完两人的抱怨,淡然道:“地租之事,是你情我愿。农户觉得地租高了,不想租了,想换个地方谋生,本就是他们的自由。现在是当地的士绅不让人走,这又是什么道理?”

给事中急了:“百姓这样乱跑,朝廷的户籍、赋税、徭役怎么办?整个大明都会乱的!”

戚盘宗淡淡道:“难道现在的大明就是太平盛世不成?乱一乱说不定也好,兴许能逼出些改变来。”

御史和给事中对视一眼,碰了个软钉子,都不再说话,各自拿起报纸,车厢里安静了下来。

马车穿过外城,驶进内城,在干步廊前停下。戚盘宗下了车,穿过宫门,沿着长长的宫道走向乾清宫。

乾清宫

暑气被冰鉴驱散了大半。御案上堆着小山似的奏折,李如祯和杨镐分坐两侧,一个在整理文书,一个在翻阅塘报。

戚盘宗走进来,李如祯抬起头笑着打招呼:“戚秘书,来得好早啊!”

戚盘宗拱手还礼:“见过两位行走。”

杨镐从文书堆里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笑道:“做事吧。信王交代的任务可不轻松,把奏折分门别类,按轻重缓急排序,批复之后还要追踪进度,哪一件办到哪一步了,都要记清楚。如今我等是忙得脚不沾地。”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了几分苦意道:“从前我等只需管辽东那些事儿,给陛下讲讲前线战况,日子还算清闲。如今倒好——”他指了指满桌的文书,“天南地北,什么都得管。”

戚盘宗笑了笑,没有接话,在他书案旁坐下,接过李如祯递来的一摞奏折,开始分类整理。

辽东的放一堆,赈灾的放一堆,河工的放一堆,吏治的放一堆。每一份都要看标题、看摘要、看紧急程度。

不知道过了多久,朱由检来到乾清宫,他先看了天启帝,他半躺在御榻上,面色比一个月前好了些,却依然苍白,眼圈发黑,精神不济。

太医张凤府每日诊脉、熬药、调理,中毒的症状缓解了大半,但底子伤了,恢复起来格外缓慢。

朱由检笑道:“皇兄的气色好了不少,身体好之后,臣弟带您锻炼,您就是锻炼的太少了。你这一点风寒都恢复的这么慢,生命在于运动。”

天启笑道:“难怪五弟身体如此好,看来是常年锻炼的结果。”

和天启帝寒暄之后,奏折从通政司送进宫里,王体抱着一摞摞文书放在御案上,朱由检便坐下来一本本地批。

可批了一个多月的奏折,朱由检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这些奏本里,十件有七八件是要钱的,辽东要钱,山海关要钱,登菜要钱,天津要钱,连远在西南也要钱,西南的战事虽然结束了,但作战时期扩张的十几万士兵,根本

不是西南五省养得起,现在要想办法裁军,但裁军也需要花钱。贵州巡抚请求朝廷拨付三十万两,用于安置士兵。

他想了想批复同意。

而后是刑科给事中霍维华的奏本。他在奏折里说,山海关前线物资告急,太仓原本答应借出一半库银,共十万八千两,可户部临时变卦,只肯给五万两,克扣了五万八千两。

户部的理由是“长远规划,不可竭泽而渔”,可辽东战事近在眼前,哪里等得及长远规划?

朱由检放下奏折,转头看向一旁的皇兄道:“皇兄,这份奏本有问题吧?刑科的给事中管辽东战事?

户部说给,又克扣一半,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启帝靠在枕上苦笑道:“我每天看的都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奏本。刑科管军需,户部管银库,两边各说各话。朕要自己分辨,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

朝廷的钱粮又有限,得考虑能办的事最低限度花多少钱能办好;如果都满足官员的请求,朕即便是有一座金山银海都不够他们花的。”

朱由检摇了摇头,职责都乱了,刑部管起了兵部的事,朝政混乱成这个样子。

天启帝叹了口气,指点道:“你批复——太仓、巡青库所存的银两虽是国家的储蓄,但现在辽饷紧急,可以先借三万两给户部,以解燃眉之急。这件事,不要再争辩了。”

朱由检点头,提笔把这段话写在奏本上,搁在一旁,又拿起下一本。

这一看,他忍不住坐直了身子。

山东道试御史陈睿谟的奏本,上来就把朝廷文武大员全骂了一遍,说他们搜刮钱财,买官卖官,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

然后笔锋一转,提出几条具体建议:裁撤山海关两名统将,每年可节省二十多万两。

裁撤其他各镇冗兵将,核查各兵种马匹数量,每年能省十万两银子、几十万石粮。

宗室禄米开支过大,朝廷应该对宗室俸禄定额限制,江西有“王府禄米均摊”的先例,可以参照执行。

最后还提醒天启帝,天子当内心清净,做臣子的榜样,除了车马服饰等必不可少的开销,一切能减就减,这是又把天启也给骂了一遍。

朱由检看完,忍不住感叹道:“大明的御史都这么勇的吗?”

这位陈御史,上至天子,下至文武百官,藩王宗亲,全得罪遍了。

天启帝苦笑着摆手:“你习惯了就好。”

“那这份怎么批?”

“你就批复——从今往后,朝廷内外各衙门,一定要一体遵照执行。”

朱由检一怔:“皇兄,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到底什么议题执行?”

天启帝无奈,端起药碗喝了一口叹道:“他说的那些,有哪条能执行?大战在即,先裁撤兵?那不是自毁长城吗?

至于宗室禄米——朕这个做天子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吧。”

朱由检沉默了,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

“宗室的事,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放下笔,语气认真道:“臣弟听说,不少宗室子弟已经穷得沦为了乞丐。朝廷禄米从来就没给全过,就这么一点,还大部分都被藩王霸占了,底层的宗亲过的连普通的农户都不如。

朝廷与其每年花大笔禄米养着那些远支宗亲,不如想办法给他们找份差事。”

天启帝无奈:“朝廷也照顾不过来,如今宗室十几万,光禄米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哪还有余力给他们找差事?”

朱由检接过话:“不一定要给钱,可以办些技术学校,教他们一门手艺;或者办蒙学,从小培养读书识字。

有了学问,有了手艺,找份差事自然不难。这样既减少了朝廷的负担,宗室子弟也不至于沦为乞丐。”

天启帝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去:“这也是要花钱的,朝廷哪来那么多钱?”

朱由检站起身,拿起那份奏折又看了看,斟酌着说道:“大明的宗藩制度,确实要变一变了。两汉的藩王制度就很好,几百年后,藩王的后代照样出文臣武将。人家的制度,值得我们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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