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东林报总部。

与《大明青年报》那栋三层水泥楼房、巨大牌匾的张扬气派不同,《东林报》的总部藏在内城一条幽静的巷子里,是一座三进的大宅院。

灰砖青瓦,门楣上悬着一块楠木匾额,上书“东林报”三个字,笔力遒劲,是首辅朱国作的手迹。

门前没有车马喧嚣,只有几株老槐树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寒风吹过,发出呼呼的声音。

宅院内却别有洞天。前院是编辑部和印刷坊,中院是会客厅和藏书楼,后院则是几位主编的办公之所。庭院里种着花卉,虽然现在已然凋零,但依旧能看出盛夏的盛景,院内处处透着一种文人的雅致。

这里一度是京城的学术中心,东林党和首善党论战最激烈的时候,京城大量学者集中于此,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时的东林报,影响力如日中天。

东林党和首善党之间的争斗,把大明的党争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前的党争,最多局限在朝堂之间。

但朱由检弄出报纸之后,加上大明学社本就喜欢掀动舆论,制造压力,有报纸的加持之后,舆论的威力更是加强了十倍、百倍都不止。

邹元标和高攀龙之间的竞争不但在朝廷之上,还在仕林当中,双方的报纸宣扬自己的理念,争取更多读书人的支持。

高攀龙当时就是东林党的主编,双方在报纸上,批判对方的理念,打压对方的政策,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

但让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明青年报》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东林报》和《首善报》

《大明青年报》以激进的理念,全新的理论吸引大量青年读书人,并且他们还在鲁南实训了这套理论,几乎每日都在报道他们的成果,成为了京城仕林的热点,现在高攀龙也感受到压力。

此刻他在东林党总部想找到一些耳目一新,吸引青年的文章。

他在案前坐下,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篇文章是一位致仕的给事中所写,通篇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两千余字。他耐着性子读下去,越读脸色越沉。文章翻来覆去讲的不过是一件事:君王当亲贤臣、远小人,以正朝纲;百姓当

恪守礼义,则天下自安。

老生常谈!

他又拿起第二篇。这一篇是一位理学大家写的,讲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文章写得极漂亮,对仗工整,引经据典,读来朗朗上口。

高攀龙读着读着,却只觉得一阵烦躁。《大明青年报》早已经把这一套辩驳得不堪一击了。

“存天理,灭人欲”,百姓连口饭都吃不上,他们有什么“人欲”可灭?那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酒池肉林,妻妾成群,倒好意思叫百姓去灭人欲。

他只能感叹理学没落了,又翻开第三篇。

这一篇倒是没讲那些大道理,说的是“减免税负,惠及百姓”。文章从《尚书》里的“轻徭薄赋”引到汉代的“三十税一”,又讲到本朝的“一条鞭法”,洋洋洒洒,慷慨激昂。

这里虽然和高攀龙的理念相和,只可惜《大明青年报》一句“钱从哪里来?”把东林党的核心理念撕得粉碎。

他一把将稿子推到旁边,又看后面的。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要么是劝君王“亲贤臣、远小人”的陈词滥调,要么是“减免税负”的空洞口号,要么是咬文嚼字、互相吹捧的应酬文章。没有一篇言之有物,没有一篇脚踏实

地,没有一篇能让他看到一点新鲜的气息。

“这都是些什么?观点陈腐,毫无新意,咬文嚼字,满纸空洞的文风————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吸引年轻人?”

副主编钱谦益站在一旁,面色有些尴尬,小声解释道:“高先生,这些都是李三才老宗师等德高望重的元老写的文章。他们的学问,天下公认。登他们的文章,也是为了彰显我东林报的分量………………”

高攀龙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烦躁。他知道钱谦益说的是实情。

大明的读书人,谁不想将自己的文章刊登于世,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思想学问,名垂青史?

以前,大家只能自己花钱刊印几百上千本,分发给好友和学生。除非是王阳明那样开创一个学派的宗师,大部分人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可报纸这种新鲜事物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一期就是几万份的量,比印成书的影响力大得多。

更别说《大明青年报》还会给作者稿费,名利双收。这种模式很快被各大报纸效仿,成了行业惯例。

所以,东林党的大佬们也喜欢把自己的文章投到《东林报》上。可问题在于,这些学术文章引经据典,诘屈聱牙,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

而年轻读书人呢,又觉得这些老派学者观念陈旧,食古不化,不爱看。大量的青年学者,都跑到《大明青年报》去投稿了。

高攀龙站起身,语气变得坚决起来:“从今天开始,《东林报》要改。不能只登老宗师的文章,也要登青年学者的文章。要让年轻人有发声的地方。”

钱谦益面露难色,迟疑道:“高先生,这样一来,咱们不就跟《大明青年报》那样庸俗了?

他们推广白话文,写,还刊登广告,把好好的报纸弄成了茶馆、酒肆里垫桌脚的东西。下里巴人,俗不可耐。咱们若是也学他们,岂不是自降身价?”

其他编辑也纷纷附和,声音此起彼伏。在他们看来,《大明青年报》的路子太俗了。

报纸是高雅的东西,是传递圣贤之道的载体,怎么能登那些白话、商业广告?让普通百姓都看得懂,那还是文章吗?

高攀龙听着这些议论,内心一阵烦躁,看着钱谦益和其他主编,内心深处闪过一丝危机感,这里的主编最年轻的是钱谦益,但他已经年过四句,其他人更是白发苍苍,这和现在的东林党处境何其相似。

反而是《大明青年报》的三位主编都不过刚刚年满二十,哪怕是他都能感觉到对面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和东林报腐朽的老年气完全不同。

没有年轻人加入,东林党就没有未来。东林党的思想,又如何延续?这就是他危机感的来源,以前青年读书人都以加入东林党为荣,现在他们却没有青年人了。

他提高声音,语气严厉道:“我《东林报》要争夺年轻人,就必须要登年轻学者的文章。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从下一期开始,增加青年学者专栏。钱谦益,你来负责遴选稿件。不要怕文章锋芒太露,只要言之有物,就可

以登。”

钱谦益张了张嘴,见高攀龙脸色铁青,知道再说也无用,只好无奈地低下头:“谨遵先生之命。”

其他编辑面面相觑,有人摇头,有人叹息,有人低头不语。正厅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寒风还要冷。

高攀龙府邸。

从东林报总部离开,高攀龙回到自己府邸。到了晚上,陆陆续续十几个东林党的骨干前来,正厅炭盆烧得通红,将冬日的寒意挡在门外。

京城大户人家冬日里流行的暖气,高攀龙却坚决不用。谁都知道,暖气是信王弄出来的,他为了表示与信王不相容,宁可多烧炭盆,也不肯用那铁铸的暖气片。

厅内烟雾缭绕,炭火的气味混着茶香,倒也有几分暖意。

首辅朱国祚、大学士高攀龙,东林党骨干魏大中、廖其昌、周顺昌、李应升等人汇聚一堂。

众人面色都不太好看,茶碗端起来又放下,话说了几句又沉默。

李应升苦笑着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说道:“今日天子把我等参奏信王的奏章全部烧了,还说‘这是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给锅炉添柴取暖”。这话传出来,朝野上下都知道了。天子对信王的宠信,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紫禁城没有秘密。天子上午在乾清宫做的事,下午就传遍了六部和各府衙。

他们弹劾信王的奏折,被小太监们抱着丢进锅炉,黑烟滚滚,烧了大半个时辰。天子这态度,再明白不过了,参信王奏本不看。

但大明官员却没有觉得天子这宠幸有问题。

新法折腾了两年多,盐价涨了好几倍,一年也就弄了四五百万两银子,还闹得山东百姓造反。

可信王呢?没见他用什么手段,勋贵和大商贾就拼命给他送银子。一年时间,他给陛下送了上千万两银子。关键是这些钱没什么隐患,没有抬高物价,没有闹得天下骚动。

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满朝文武比不上信王一人。

一个大明皇家海贸商社,股票市值折合四千万两银子。大明的臣子们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什么时候银子这么好赚了?他们拼死拼活到处节俭,这里抠几万两,那里省几千两;弄个新法,勉强弄了几百万两。

可信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轻轻松松就做出了他们十倍的成绩。这差距,让人有一种“浮游望青天”的无力感。

崔秀不过给天子弄了几百万两银子,朝堂上任何人就参不动他,而信王给天子带来了上千万两银子的利益,想动信王就根本不可能。

廖其昌气愤地一拍桌子,声音尖锐:“信王以钱财贿赂天子,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奸臣手段!我等更要告诫天子警惕这种行为!”

尤其是信王一个藩王,就想要三卫兵马。他要这么多兵马干什么?大明皇家海贸商社沟连勋贵,如此狼子野心,我等岂能坐视不管?”

魏大中摇了摇头道:“没用的。这是天子亲自下的旨意,谁拦得住?信王的兵马大部分不在京城,天子不会相信他有什么异心。你我在朝堂上说破了天,天子也只当是耳旁风。”

他语气愈发低沉:“如今,天下人都在看着我东林党,看我们如何处理朝廷政务。如果动不动还要像以前一样要求天子开内帑,我们真要成为孺子牛口中的‘富人党'了。”

几个月前那场论战,对东林党的打击实在太重了。尤其是“富人党”这个说法,像一把刀子捅在了东林党的软肋上。

仕林里的青年读书人顺着孺子牛的思路一琢磨:东林党主政的时候,除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确实拿不出解决大明困境的办法。首善党倒是想解决问题,却被东林党推翻了。

如今孺子牛拋出的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成了东林党人绕不开的死结。

现在他们连“轻薄赋”都不敢随便喊了。因为只要他们一提,大明青年报就会追问:朝廷的亏空怎么解决?减的税,到底是减了穷人的税,还是减了富人的税?

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减辽饷?辽饷一年五百多万两,这笔减了,从哪里补?

让士绅大族出钱?

那更不可能了。东林党本来就是靠着这些人出钱支持的,尤其是江南士绅。真要让士绅交税,东林党的根基就断了。

高攀龙的脸色愈发凝重。他知道东林党如今的处境,比外人看的更加危险。

原本的东林党,南北东西各省都有人才。可自从首善党分裂出去之后,北方的成员就基本上没了。

齐、楚、浙党虽然一度投靠过来,靠着他们,东林党还能算个全国性的社党。

可自从扳倒首善党之后,齐、楚、浙党又马上分裂出去,双方本就不是一路人,只是因利益暂时抱团。利益没了,自然也就散了。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东林党的成员只剩下了江浙、南直隶等一小群人,已然成了一个地方性的社党,他们只能吸纳京察之后重新回朝堂的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贪腐无能之辈,他们的加入反而加速了东林党的腐化。

而且朝堂上派系林立,他们虽然占着内阁首辅的位置,数量上却已经不占优势。

和首善党分裂,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东林党失去了大批实干能力强的官员,而首善党失去了领袖邹元标,也元气大伤。

更让高攀龙难受的是,即使罢免了邹元标、叶向高,他们也很难说是胜利者。

崔呈秀被天子死死保住,扬州的盐税一年依旧三百多万两,地方上的盐价丝毫没有降下来。新政依旧在推广,他们依旧没有掌握朝堂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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