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别提了，我那教案现在翻出来都带泥味儿！”

夏卫国听出来了——是余桦。那个去年被他亲手签字放走、派去穷山沟里“体验生活”的年轻人。当时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小余啊，基层才是文艺工作者的根，别总盯着镜头前那点光，要往土里扎！”

如今，这棵“扎进土里”的苗，竟捧着一身晒黑的皮肤、一手粗粝的老茧、和一本被山风翻得卷了边的笔记回来了。而他自己，却把根须泡在了会议室的空调冷气里，越长越虚，越长越空。

他慢慢合上导读稿，起身走到窗边。

夜色已浓，远处央视大楼的霓虹灯次第亮起，蓝白相间的“CCTV”四个字母，像四颗钉在城市天际线上的星辰，稳稳当当，光芒内敛，却压得住整条长安街的喧嚣。

而燕京卫视那栋楼，此刻只有三两扇窗透出昏黄灯光，活像一串将熄未熄的残烛。

他忽然想起下午清理废纸篓时，不小心碰倒了桌角那只青瓷笔筒——里面插着一支用了十五年的英雄金笔，笔帽上磕掉了一小块漆，露出底下泛黄的铜胎。他弯腰捡起时，发现筒底压着一张泛黄的合影：三十岁的他站在首钢高炉前，胸前戴着红花，身后是喷薄的钢水，脸上是那种能把钢铁都烧红的热气。

那时他相信，只要炉火不熄，人心就不会冷；只要钢水奔流，中国就永远在前进。

可如今，炉火早被空调遥控器取代，钢水成了报表上一串串跳动的数字，而人心……人心却在《千万次的问》的旋律里，第一次认真地、笨拙地、带着痛感地，学着辨认自己脚下的土地，头顶的月亮。

他摸出兜里的钥匙串——那上面还挂着一枚小小的、锈迹斑斑的首钢厂徽。他把它摘下来，攥在掌心，金属棱角硌得生疼。

第二天清晨六点，夏卫国没坐车，也没叫司机，独自步行穿过大半个燕京城，来到观止编辑部门口。

晨光熹微，梧桐叶影在地上轻轻摇晃。他看见余桦正蹲在台阶边，就着路灯翻看一沓手写稿，旁边搁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浓得发苦的茶。晨风掠过他额前汗湿的碎发，他抬手抹了一把，袖口蹭过下巴，留下一道浅浅的墨痕。

夏卫国没上前，只静静看着。

余桦忽然抬头，朝他这边望了一眼。两人目光隔着十步远的晨光相遇，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甚至没有点头。但就在那一瞬，夏卫国看见年轻人眼里有种东西——不是锋芒，不是傲气，而是一种沉下去之后又浮上来的澄澈，像山涧溪水冲刷过卵石，带着泥土的腥气，却亮得惊人。

余桦收回目光，低头继续读稿，嘴唇无声翕动，像是在默念某段句子。

夏卫国转身走了。没进编辑部，没敲主编室的门，甚至没往伍六一常去的那家肯德基乡村鸡多看一眼。他径直走向地铁站，刷卡进闸，站在下行扶梯上，看着头顶白炽灯管一盏接一盏向后退去，像时光本身在倒流。

他掏出那枚首钢厂徽，拇指反复摩挲着锈迹。锈粉簌簌落下，沾在指腹，微红，微涩，带着铁的味道。

到了单位，他没回台长办公室，而是拐进了资料室。管理员老张正擦着一排排积尘的录像带盒子，抬头见是他，连忙放下抹布：“夏台？您怎么来这儿了？”

夏卫国没答话，径直走到最里侧架子前，踮脚取下最顶层一盒蒙尘的带子。盒身标签早已褪色，只勉强辨出几个字：“1978·首钢改革纪实·试播样带”。

他抱着盒子回到办公室，锁上门，插上录像机电源。

屏幕亮起，雪花点跳跃了几秒，画面浮现——是三十年前的首钢，高炉轰鸣，钢花四溅，工人们脸上淌着油汗，却咧着嘴大笑。镜头推近，一个年轻工人正用粉笔在炉壁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月亮，旁边写着：“今儿的月亮，真圆。”

夏卫国盯着那个月亮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画面开始模糊。

他忽然拉开抽屉，拿出那份尚未签字的《炉火正红》停播请示报告，撕成两半，又撕，再撕，直到碎成雪片，簌簌落入纸篓。

然后他打开新文件夹，新建一页文档，标题栏敲下五个字：

《关于燕京卫视节目改革的若干思考（征求意见稿）》

光标在末尾一闪，像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

与此同时，观止编辑部，余桦合上稿子，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他面前摊着三份材料：伍六一昨夜悄悄塞给他的《燕京人在纽约》拍摄手记、陈胖胖从美国传真回来的《回声出版合同补充条款》，以及一封没署名的信——信纸粗糙，带着山野植物的气息，只有一行字：

“桦子，山里的孩子问，美国的月亮，真能照进咱们教室的窗户吗？”

他拿起笔，在信纸空白处写道：

“能。但得先把咱们自己的窗框，一寸一寸，擦干净。”

笔尖沙沙，窗外，第一缕真正的晨光，正穿过梧桐枝叶，稳稳落在他手背上，温热，明亮，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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