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伍六一也在一天后，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去了巴黎。

转去巴黎的原因有二。

一是，瑞典乘机回到国内并不方便，中欧往返国内的航线资源极为有限，瑞典全境无直飞的航班，常规路线需经法兰克福、巴黎...

夏卫国的手僵在半空，听筒还贴着耳朵，可那头早已挂断，只剩下单调而冰冷的忙音，一声、两声、三声……像倒计时的滴答，敲在他太阳穴上。

他缓缓放下电话，指尖发麻，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却没咽下任何东西。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划过表盘的沙沙声，那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刺耳，仿佛不是走时，而是在替他数着最后几口气。

窗外天色已近黄昏，斜阳把整面玻璃窗染成一片铁锈红，映得他脸上也浮起一层病态的暗光。他盯着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头发花白，眼袋浮肿，西装领口松垮，袖口磨得起毛，连皮带扣都歪了半寸。这哪还是当年在燕京广播学院讲台上挥斥方遒的夏台长？分明是个被时代甩在站台、连车尾灯都追不上的落魄人。

他忽然想起《炉火正红》开拍前，美术组送来定妆照，他指着主角胸前那枚崭新的“先进生产者”奖章，特意叮嘱：“要亮，要反光，让观众一眼就看出这人心里揣着党、脚下踩着厂、肩上扛着国！”当时底下人笑着应承，摄像师还打趣说：“夏台，您这勋章比咱厂长胸前那枚还锃亮呢！”他哈哈大笑，觉得那是夸赞，是认同，是主旋律该有的分量。

可如今呢？那枚亮闪闪的勋章，在《燕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蹲在唐人街后巷啃冷包子的画面前，轻飘得像一张废纸。

他猛地拉开抽屉，翻出一叠未拆封的样片盒——那是《炉火正红》第一集的VHS带，标签上印着“献礼建党六十九周年特辑”，字迹工整，墨色饱满，连胶带都缠得一丝不苟。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一分半钟，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盒角，指甲缝里嵌进一点灰白胶渍。

然后他抓起剪刀，“咔嚓”一声，从中间剪开。

塑料外壳裂开一道细缝，他没停，又是一剪，再一剪，咔嚓、咔嚓、咔嚓……二十多下，直到整盘带子碎成七八截，磁带芯裸露在外，银灰色的带基像垂死的蛇，软塌塌垂下来。

他把碎片全扫进废纸篓，点着打火机，火苗窜起半尺高，舔舐着那些“献礼”“先进”“红旗”“炉火”的字样。黑烟袅袅升腾，焦糊味混着塑料熔化的刺鼻气息，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弥漫开来。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叩了三下。

夏卫国浑身一颤，火苗晃了晃，几乎燎到他手背。他慌忙把打火机按灭，顺手拽过桌上一份旧报纸盖住纸篓，声音干涩：“谁？”

门推开一条缝，露出编辑部副主任老周的脸。他手里捏着两张纸，神情复杂，既不敢直视夏卫国，又不敢不进来。

“夏台……刚收到观止杂志社寄来的样刊，《求是》七月号……他们……把伍主编那篇《外国这个月亮，确实要比中国的圆》加印了五万册，作为‘解放思想专题增刊’，配发到全国地市级宣传部、党校和重点高校马列教研室。”

夏卫国没说话，只盯着老周手里的纸。

老周顿了顿，喉结动了动，才把后半句挤出来：“……还有，今天上午，中宣部文艺局来了个电话，说……说这篇杂文‘立意清醒、文风扎实、有破有立’，建议各省级电视台在晚间新闻后插播五分钟导读，配合播出《燕京人在纽约》幕后纪录片。”

空气凝固了。

老周见他没反应，试探着把两张纸放在桌角：“这是导读脚本初稿……他们说，最好由您亲自出镜。”

夏卫国终于抬起眼，目光落在那两张纸上——纸页边缘微卷，墨迹未干，右下角印着鲜红的“内部参阅”钢印。他伸手拿起来，指腹蹭过那个印章，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

他忽然低低地笑了一声。

不是苦笑，也不是冷笑，是一种近乎失重的、飘忽的笑。

“老周啊……”他声音哑得厉害，“你说，一个连自己儿子出国都要靠骗洋媳妇才能凑够路费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给全国人民讲什么叫‘平视世界’？”

老周嘴唇翕动，没发出声音。

夏卫国却没等他回答，自顾自翻开了那张导读稿。第一页第一段写着：“……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承认差距，而是敢于直面差距，并将差距转化为追赶的动力。正如伍八一同志所言：‘人家的月亮更圆，我们就学，就赶，就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

他的视线停在这里，久久不动。

窗外，最后一缕夕阳彻底沉入西山，楼群的阴影一寸寸漫过窗台，爬过办公桌，最终吞没了他半个身子。他坐在明暗交界处，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像。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喧哗。

先是脚步声，密集、急促，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接着是笑声，年轻女声清亮，男声爽朗，还有人吹了声短促的口哨；最后是电梯“叮”的一声响，走廊里回荡起此起彼伏的招呼：

“余老师！真回来了？”

“桦哥！听说你山里教出三个考上县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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