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他不是要教训人，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朕，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朕在意的是百姓，是江山。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再自夸一句，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朕若不做，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

他这样带头，谢迁和彭泽自然也会跟上。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因而还有《皇明祖训》警告子孙的那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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