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晦那双素来含威不露的眼睛,此刻落在刘义真身上,却如同望进了一潭深不见底的幽水,晦暗难明,波澜暗涌。

他身为执掌门下省的侍中,虽也是陈郡谢氏这等百年门阀中教养出来的子弟,骨子里免不了士人的清贵与自矜,可每每遇事,他总还是习惯头一个便往朝堂大局上去想。

谢氏能历三朝而不倒,靠的便是一辈辈人里总有那么几个能在风花雪月与清谈玄理之外,看得见天下大势的角色。

而谢晦,无疑便是这一代里最像样子的那一个。

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朝代更迭如走马灯一般。

太学在烽火中几度荒废,官学也随之兴废无常。

曹魏时虽曾下大力气重立太学,可彼时入学的子弟,大多不过是为了逃避徭役赋税才混进去的,无心向学;那些坐在博士位上的经师,也多是学问粗疏之辈,讲起经义来颠三倒四,教学之事形同虚设。

到了两晋,官学更是彻底沦为了新朝标榜“正统”的摆设,朝廷拨些钱粮,挂几块匾额,便算是对天下人有了交代。

说到底,官学颓败至此,除了战乱之外,还有一个更要紧的缘由——自永嘉之乱后,那套“通经致用”的旧学问,已经彻底破产了。

汉代的儒学,本就日趋烦琐,谶纬横行,迷信满纸,等到乱世一来,那些空洞的天人感应与名教纲常,既不能御胡虏于国门之外,也不能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自然再也不住脚。

也正因如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老庄玄学,才在百余年间渐渐成了士林中的显学。

可玄学虽盛行,到底不务实。

清谈可以,论政便空。

作诗可以,治民便废。

这便使得朝廷的学术思想,百年来始终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一方面,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与正朔的名分,朝廷不得不将那套已被证明了行得通的旧儒经义重新捧出来......可偏偏天下人都看得分明,这学问救不了国,也救不了民,士人不买账,百姓也不买账。

另一方面,士族清流们追慕的玄学,与寻常百姓用来安顿身心的佛家,又都因各自的毛病,难以真正成为朝廷可以仰仗的显学。

更麻烦的是,玄学与佛教里头,还各有一处让朝廷如芒在背的硬伤。

玄学中的激进一派,譬如嵇康之流,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的君臣父子伦理横加批判,甚至要解构名教的根本。

佛教这边更是要命——出家之人须得“辞亲割爱”,剃发易服,不拜父母,不拜君王!

这等教义,落在朝廷眼中,简直就是挖自己统治根基的锄头!

所以这百年来,无论儒、道、释,哪一家都走不通,哪一家都扶不上台面。

而晋室的朝廷,本就是门阀共治的产物,上上下下都不愿去碰这个烂摊子,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反正这世道,大家凑合凑合过日子不就行了?

北边的前秦苻坚解决不了,慕容燕氏解决不了,拓跋魏氏同样解决不了!

在这互相比烂的年月里,只要自家不垫底,那便算得上优秀了!

可今日,就在这东山别墅的曲水边上,就在这羽觞流转,竹影婆娑的雅集之中,谢晦却忽然从刘义真口中,听出了一条他此前从未设想过的路子来!

格物致知!

这四个字落在只懂清谈论道之人的耳中,或许只觉得新鲜……………

可落在他这种浸淫朝局数十载的人耳中,便如同在长夜之中,陡然瞥见了一线天光!

首先,刘义真那套说法,根基便在《大学》,在《易》,是堂堂正正从儒家经典里生发出来的,血脉正统。

其次,他那“格物”的路子,教人从外物中穷究天理,与老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路数,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家那套观物察变的法门,竟也被他不动声色地纳了进去。

更不必说,他还借了佛门的因果之说,甚至道出了“生命之贵,正在此刹那生灭之势中”这样带着几分释家意味的见地!

儒、道、释三家,竟被他用一套“格物致知”串在了一处!

而最让谢晦心惊的,还不止于此......

刘义真竟然连天人感应,连君权天授,连维护天子独尊这一层,都已提前想得妥妥当当!

他方才那句“天子便是太阳,臣子皆是借光而明的星辰”......看似是信口回敬,实则分明是早已在胸中成了体系的章程!

这哪里是什么天才能做到的事?

谢晦看着刘义真那张带着几分少年意气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拼命地在脑中搜寻,从古至今,可曾有过这样的人物?

王充有辩才,却无这般缜密的体系。

桓谭能批谶纬,却无这般圆融的法度。

荀悦能论政,却无这般贯串天人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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