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王伯，桂花糕甜么？”方既白问。

“甜，甜过蜜。”对方答，“可今年桂花开得早，怕是霜降前就要谢了。”

“谢了也好。”方既白说，“谢了，才能酿新酒。”

电话挂断。方既白知道，王伯是法租界唯一一家仍在用老式炭火烘烤桂花糕的老师傅，而他铺子后院井壁上，刻着三道横线——那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地下党埋设电台的备用坐标。

他穿上风衣，扣好最上面一颗纽扣，将怀表揣进内袋。表针正指向八点五十分。

走出弄堂时，他特意在街口报摊多买了份《新闻报》。摊主是个瘸腿老头，见他买报，咧嘴一笑，缺了两颗门牙：“先生，今儿个雷米路不太平，听说日杂店老板卷款跑了，巡捕房正查呢！”

方既白笑着递过铜板，指尖不经意拂过老头右手虎口——那里有层厚茧，是常年握枪留下的印记。他没说话，只微微颔首，转身汇入人流。

十分钟后，他站在雷米路与萨坡赛路交叉口。斜对面，苏氏日杂店依旧紧闭。门前竹筐静静蹲着，像一只被遗弃的哑巴守门犬。

方既白没靠近。他走进斜对面茶水摊，要了碗酽茶。茶博士舀水时，袖口滑落半截，露出腕内侧一道蜈蚣状旧疤——疤形与方既白左臂内侧的疤，完全吻合。

方既白端起粗瓷碗，热气氤氲中，他看见茶博士朝他眨了下左眼。

那眼神方既白认得。十年前在济南，那个替他挡下三枪的交通员，临终前就是这般眨眼。

茶博士放下水壶，慢悠悠擦着桌子，忽然压低声音：“筐底下，垫着张纸。”

方既白垂眸，吹开浮叶：“什么纸？”

“发票。”茶博士用抹布蘸水，在油腻桌面上写了个“柒”字，水痕未干便蒸发殆尽，“同德堂的，开给‘苏少雍’，日期是昨天申时三刻。”

方既白心头一震。申时三刻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而游裁缝说苏少雍中午就出门了——若真去抓药，为何四点四十五才开票？且同德堂申时一刻就打烊……

他搁下茶钱，起身离开。走过日杂店时，他脚步未停，目光却如探针扫过门板缝隙。那里有道极细的划痕，新鲜，是昨夜新添的——有人用刀尖撬过门锁，却未进去。

风衣口袋里的手，已悄然摸到枪柄。

他拐进萨坡赛路，转入一条窄巷。巷子尽头堆着废弃木箱，方既白踢开最上面一只，箱底赫然压着半张撕碎的《申报》——正是今早报童所卖那版。碎片上，被红笔圈出“鹏静商行”四字，旁边写着蝇头小楷：“账房先生，需识青浦方言”。

字迹是苏少雍的。

方既白将碎片塞进内袋，刚直起身，巷口人影一闪。

一个穿藏青旗袍的女人停在巷口，手中蓝布包垂在身侧。她没往里看，只仰头望着巷顶一线天空，嘴唇微动，似在默数云朵。

方既白屏息。

女人数到第七朵云时，忽然抬手掠了下鬓角——那动作，与三年前北平接头时“夜莺”的暗号，分毫不差。

他没动。直到女人转身离去，旗袍下摆拂过青砖墙，带起一阵极淡的桂花香。

那香气，与王伯桂花糕的甜香，如出一辙。

方既白缓缓呼出一口气。他知道，苏少雍没死。至少现在还没死。那竹筐是信标，发票是路引，旗袍女人是信使，而桂花香……是苏少雍在告诉所有人：他还活着，且正被严密看守在某个，能闻到秋日桂香的地方。

他掏出怀表。九点零七分。

表盖弹开，“癸酉”二字在阳光下泛着幽光。

方既白合上表盖，将它按在胸口。金属冰凉，却压不住底下那颗正以固定节奏搏动的心脏——像战鼓，像秒针，像某种不可逆转的倒计时。

他转身走出窄巷，汇入萨坡赛路喧闹人流。风衣下摆翻飞，左手始终插在口袋，紧握着那把毛瑟短枪。

枪管冰冷，却比他的血更烫。

因为方既白忽然明白了苏少雍冒险留下的所有线索，指向同一个地点——

不是马思南路十一号。

而是，法租界巡捕房档案科，三楼东侧第七号铁皮柜。

那里，锁着1933年青浦县流民登记册原件。

而苏少雍真正的名字，并不在青浦，而在松江。登记册第一页，就有他父亲苏砚卿的指纹与签名——那是当年为避兵祸，父子二人假扮叔侄投奔松江时，留下的唯一真迹。

敌人以为他们在追查一个虚构的青浦商人。

而方既白知道，他们真正要找的，是那个用十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一张白纸的苏少雍。

那张白纸的背面，早已用血写满密码。

方既白走过街角花店，顺手折下一枝带露的白菊。花瓣洁白，蕊心一点淡黄，像未干的泪痕。

他将白菊别在风衣翻领上，迎着初升的朝阳，步伐沉稳地，走向霞飞路巡捕房的方向。

那里，正有场暴雨，将由他亲手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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