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从书包里取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一页，指着一行铅笔字：“这是我去年在县档案馆抄的。那年腊月二十三，革委会开会记录里写着：‘任怀远同志家庭成分待议，暂缓定性’。签字人，是您丈夫。”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的咔哒声。任芷芬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嘴唇翕动几次，最终只发出嘶哑的气音：“你……你怎么敢……”

“我不敢。”任昭昭合上本子，指尖抚过封皮上磨得发亮的“红旗”二字，“可我爷爷敢。他把这张纸夹在《赤脚医生手册》里，教我认第一个字，就是‘正’字。他说，正字少一横，是止；少一竖，是止；可少一撇一捺，就成不了人。”

窗外风忽起，吹得窗纸哗啦作响。董良杰默默起身，走到厨房门口，掀开蒸锅盖——白雾腾地涌出，裹着新蒸馒头的甜香，氤氲了整面玻璃。他舀了勺滚水浇在锅沿，嗤啦一声，水汽更盛，仿佛把某些即将撕破脸的言语都蒸腾得模糊了轮廓。

任芷芬忽然剧烈咳嗽起来，肩膀耸动，像只被抽去脊骨的老母鸡。廖玉书没上前扶，只转身又端来一碗热姜汤，碗沿还凝着细密水珠：“二姐喝点热的，天凉，仔细伤了肺。”

姜汤递到面前时，任芷芬看见碗底沉着几粒枸杞，红得灼目。她想起自己家腌咸菜的坛子，坛沿裂了道缝，每次揭盖，总有黑霉顺着裂缝往上爬，越抹越厚，最后只好拿红纸糊住——可红纸底下，霉斑早把陶土染成了紫黑色。

“房子……”她喘息稍定，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我不要了。”

这句话出口，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气，佝偻下去，后背驼成一张绷紧的弓。她没看任何人，只死死盯着自己那双布满裂口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灰泥，那是今早扒着土墙翻进院时蹭的。可任家这院墙，她明明记得是青砖垒的，怎么如今连砖缝都长出了青苔？

“二姑奶。”任秀秀把樟木箱轻轻合上，扣榫咬合时发出“咔”的一声轻响，像合上一扇旧门，“您放心。东厢房一直空着，窗纸每年我都换新的，梁上的‘任’字，我用桐油刷了三遍。等您哪天想来看看，随时推门就行。”

任芷芬没应声，只机械地点了点头。她起身时膝盖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朽木在承重。走到门口，她忽然停住，没回头：“怀远……你娘坟头的柏树，我让人剪过枝。今年开春，新芽比去年旺。”

任怀远站在原地没动，只抬手摸了摸左耳后一块凸起的旧骨——那是他娘临终前，用枯瘦手指一遍遍摩挲的地方。那天雪下得极大，柴垛上的积雪簌簌滑落，像无数细小的白色棺盖。

门关上后，屋里静了许久。董良杰把最后一屉馒头端上桌，热气蒸腾中，他忽然说：“妈，明天我去趟药材站。听说他们新进了批川贝，品相好，价也公道。”

任秀秀笑了笑，挽起袖子去厨房端菜。经过玄关时，她弯腰拾起任芷芬遗落的一枚纽扣——枣红色塑料扣，正面印着模糊的“喜”字，背面豁了道小缺口，像被谁狠狠咬过一口。

晚饭是四菜一汤：酱焖豆腐、清炒时蔬、醋溜土豆丝、炸小黄鱼，汤是冬瓜排骨。任昭昭给每个人盛汤时，特意多舀了块排骨，汤面上浮着金黄油星。任芷芬坐过的椅子还留着余温，董良杰拿来块新洗的蓝布垫在椅面上，布角绣着半朵未绽的荷花——那是任秀秀去年在靠山屯教妇女们学刺绣时，亲手绣的第一件成品。

饭吃到一半，院门外传来一阵杂沓脚步声。有人拍门，声音带着试探：“任大哥？在家吗？隔壁老张家的，带了点新磨的玉米面……”

任怀远放下筷子，起身去开门。门开处，夕阳正斜斜切过门槛，在水泥地上投下一道窄窄的金线。门外站着三个女人，手里提着竹篮，篮沿还沾着新鲜泥土。她们身后，槐树影子被拉得极长，一直延伸到巷口——那里停着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架上捆着几捆翠绿的莴笋，叶尖上还挂着晶莹水珠。

廖玉书起身添碗，路过窗边时，顺手把那张印着梅花的挂历往后翻了一页。新一页上，日期赫然印着：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右下角一行小字清晰可见：“春分已过，万物生发”。

屋外，不知谁家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唱着《洪湖水浪打浪》，调子跑得厉害，却奇异地融进暮色里，像一缕不断线的炊烟，缠着青砖墙，绕着新刷的窗棂，缓缓升向渐次亮起的、缀满星辰的南方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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