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商人，在大陆有着一个名头。”
许陈宝仪停顿了片刻，最后慎重开口道。
“那就是很容易被划分为走资……”
“打住！”
林笑如连忙挥手，制止了许陈宝仪...
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像一层薄霜裹在头顶，渗着凉意。我靠在塑料椅上，左手插着针管，输液架上挂着三袋药水，一袋葡萄糖，一袋头孢，一袋抗病毒的——医生说这波毒株凶得很，专挑眼珠子和喉咙下手，疼得人想拿刀剜了自己再塞回去。我盯着点滴瓶里缓慢坠落的药液，一滴、两滴、三滴……数到第七百二十三滴时，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不是微信，不是短信，是港岛警署内部通讯加密频道弹来的临时密钥通知：【代号“青藤”启动，三级响应，目标锁定：尖沙咀永安街37号地下仓库。情报源：CIA转交，可信度78%，附带热成像图与出入记录。行动窗口：今夜23:00至明晨01:30。】
金蟾。
这个名字我听过三次。
第一次是去年冬至，在旺角金龙酒家后巷，一个断了两根手指的收数佬灌了半斤白兰地后对着垃圾桶吐着血沫笑：“金蟾？呵……他不咬人，他点香。点一支香，烧三千万，灰都给你扫进维港。”
第二次是上个月，在中环汇丰银行金库外蹲点时，我混在清洁工队伍里听见两个押运员压低声音聊：“听说金蟾去年在澳门买了块地，不动土，就养蜈蚣。一条蜈蚣喂三克金粉，死了埋进地基里——说是镇风水，其实是炼‘活金’。”
第三次，就在昨天下午，我发高烧前最后一刻，接到一通没号码的电话。那边只有三秒杂音，接着是一段粤语童谣的变调录音：“月光光，照地堂，金蟾跳，银钱响……响到九龙城寨塌一半，响到赤柱监狱门自开。”然后挂断。我没回拨，因为我知道，能用这种老式磁带采样技术做信标的，全港不会超过四个人——其中两个已死于1995年观塘码头爆炸案，一个在2003年SARS隔离病房失踪，最后一个……是我师父，陈伯。
陈伯三年前死于一场“意外”车祸，尸检报告写着“多器官衰竭”，可我亲手擦他遗体时，在他左耳后摸到一枚硬币大小的金属凸起——不是植入芯片，是焊死的微型信号发射器，频率和今天这则密钥通知完全一致。
我捏着手机，输液管里的药液又滴下一滴，嗒。
时间是22:17。
我拔掉针头，棉签按住针孔，起身时膝盖撞在塑料椅腿上，闷响一声。护士从值班台探头：“先生？还没打完呢！”
我回头笑了一下，眼睛还红肿着，眼白布满血丝，像熬了七天七夜的赌徒：“唔该，我老婆生仔，现在在玛丽医院产房门口排队。”
她愣了下，随即摆手：“快去快去！生仔好啊！”
我点点头，把输液袋连同架子一起推进消防通道，反手关上门。通道里漆黑，应急灯泛着绿光，我从内袋掏出一把黄铜钥匙——不是开锁用的，是拧开我左耳后那枚仿制助听器的旋盖。旋盖卸下，露出底下嵌着的蜂巢状晶片，我用指甲刮掉表层伪装胶，露出里面蚀刻的微缩地图：尖沙咀永安街37号地下仓库的三维结构图，每根承重柱、每条通风管道、每个红外盲区，都用纳米级墨水标得清清楚楚。这张图，是陈伯死前三天，用体温融开我手表玻璃盖，把晶片塞进表盘夹层时亲手画的。
我重新戴上助听器，按下侧面第三颗按钮。
嗡——
左耳传来极细微的电流声，接着是陈伯的声音，沙哑，迟缓，像老式留声机卡了灰：
“阿棠……记住，金蟾不是人，是规矩。他不在桌上，不在账本里，不在枪管里……他在‘钱话事’三个字的第三笔顿挫里。你数过吗？‘话’字左边‘言’，右边‘舌’——舌头底下压着的，才是他真正开口的地方。”
我闭了下眼，眼珠刺痛更甚，仿佛有细针在眼球背面来回刮擦。我抬手抹了一把脸，掌心湿冷，不知是汗还是低烧蒸出的虚汗。
22:43，我站在永安街37号斜对面的五金铺屋檐下。店铺早已打烊，卷闸门拉到底，门缝里却透出一线暖黄光——不是电灯，是煤油灯。灯影晃动，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出扭曲的人形，像一尊正在融化的小鬼。
我摸了摸后腰，那里别着一把改装过的史密斯威森M19，子弹已换成空尖弹，弹头底部蚀刻着细小的“卍”字符——不是佛教符号，是当年陈伯在越南战地医院当军医时，和一队美军顾问合作研发的止血弹头涂层，击中人体后会瞬间释放凝血酶原复合物，让伤口在十秒内结痂封口，不流血，不呼救，只留下一个焦黑的圆形创口，像被香火烫出来的疤。
22:58，巷口传来皮鞋踩水声。
两个人，一高一矮，穿深灰西装，领带没打紧，松垮挂在脖子上。高的那个左手拎着一只铝制保温桶，矮的右手提着个黑色帆布包，鼓鼓囊囊，随着走路节奏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不是金属，是冻肉。我曾在荃湾屠宰场见过同样频率的声响：猪心被装进真空袋后，在零下十八度冷库中搬运时，就是这个动静。
他们没走正门，绕到侧墙一处锈蚀的铁梯前。高个儿放下保温桶，从内袋掏出一张磁卡，在铁梯底部的读卡器上刷了一下。红灯变绿，铁梯下方一块三合板无声滑开，露出向下的台阶，台阶尽头，一盏幽蓝小灯亮起，像某种深海生物的眼睛。
我退进五金铺隔壁的纸扎店阴影里，看着他们消失在入口。纸扎店门口摆着一排纸扎别墅，顶上贴着金箔，在路灯下泛着病态的光。其中一栋二楼阳台，悬着一盏纸灯笼，灯笼上写着四个墨字：“长命百岁”。
可灯笼骨架歪斜，右下角裂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缠着的铜丝——铜丝绕成的形状，是一只蹲踞的蟾蜍。
我舔了下干裂的下唇，尝到一丝铁锈味。不是血，是高烧烧出来的口腔黏膜溃破。我抬手，用拇指指甲在左手虎口处用力一划——皮开肉绽，血珠立刻涌出来。我把血抹在右耳垂上，又抹了一道在眉心。这是陈伯教的“醒神礼”：发烧时血气上涌，神志易散，必须以己血为引，把魂钉在窍中。
23:03，我踏上铁梯。
台阶很窄，仅容一人通过，墙壁潮湿，爬满暗绿色霉斑。越往下，空气越沉，带着陈年木料腐烂与檀香混合的甜腥气。走到第十七级时，我停住，侧耳听——下面传来低沉诵经声，不是佛经，是《太上感应篇》选段，语速极慢，每个字拖着尾音，像有人含着一口浓痰在念：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声音来自右侧一扇木门后。门没关严，缝隙里漏出更多光，比上面那盏蓝灯更亮，是烛火。
我屏住呼吸，从靴筒抽出一把鱼骨刀——刀身窄而韧，刃口呈锯齿状，专破防刺服。刀尖抵住门缝，轻轻一撬。
咔哒。
门开了三寸。
我贴着门边滑进去。
屋内是间不足二十平米的佛堂。正中供着一尊鎏金弥勒佛，但佛像肚脐位置被挖空，嵌进一枚拳头大的水晶球，球内悬浮着一团缓缓旋转的暗红色雾气，雾气里隐约浮沉着无数细小金点，像被禁锢的萤火虫。佛龛两侧各立一尊护法神像，左边怒目金刚手持钢鞭，右边慈面菩萨手托玉净瓶——可仔细看，那玉净瓶瓶口朝下，瓶中流出的不是甘露，是细细一缕黑水，滴进地上一只紫砂钵里。钵中盛着半钵清水，水面倒映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灯，只有一块巨大铜镜，镜面被利器刮出七道平行刻痕，每道刻痕尽头，都粘着一枚干枯的蟾蜍皮。
最诡异的是佛堂中央。
一张红木圆桌，桌面铺着猩红绒布，布上摆着三只青花瓷碗，碗里盛着米。米粒排列成规整的同心圆，每一圈米粒数量都不同：最外圈三十六粒，中间二十四粒，最内十二粒。三只碗呈品字形，碗底压着三张泛黄纸符，符纸上朱砂写的不是符咒，是三组数字：
第一张：1987.04.16
第二张：1997.06.30
第三张：2023.12.24
——正是我师父陈伯死亡日期。
我慢慢靠近圆桌，鱼骨刀垂在身侧。就在我距桌面只剩一步时，身后木门突然“砰”地关上。
诵经声停了。
佛龛后的阴影里，响起一声轻笑。
“阿棠，你眼睛还痛么？”
我猛地转身。
阴影散开，一个穿藏青唐装的男人坐在一张竹椅上。他约莫六十出头，头发全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皱纹极浅，唯有眼角两条深刻刀痕，像是被人用剃刀反复划过又愈合。他左手搁在膝头，手背上青筋虬结，凸起如盘绕的蚯蚓；右手端着一杯茶，杯口热气袅袅，茶汤却是漆黑如墨。
“陈伯？”我喉咙发紧，声音嘶哑。
他摇头，把茶杯放在身旁小几上，杯底与木几相碰，发出“笃”的一声脆响。“我不是你陈伯。我是他切下来的左手，喂了三年蜈蚣，又泡了两年蛇胆，才长出这副皮囊来。”他抬起左手，五指缓缓张开，掌心赫然烙着一枚金色蟾蜍印记，蟾蜍口中衔着一枚铜钱，“你陈伯临死前，把‘金蟾’的种，种进了你耳朵里。他以为你能听懂钱说话……可惜，你只会数钱。”
我盯着他掌心的印记，耳内忽然嗡鸣大作，眼前佛堂景象如水波荡漾，弥勒佛肚脐里的水晶球骤然爆亮，红雾翻涌，金点四散飞溅——那些金点竟在空中拼出文字：
【你师父欠我三十七亿七千八百万，加利息，连本带利，今晚结清。】
我瞳孔骤缩。
三十七亿七千八百万……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新义安联合十二支脉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做空赚取的净利。当年账面流水走的是巴拿马壳公司，但最终结算，全部汇入陈伯名下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基金——基金名称就叫“金蟾一号”。
我从没查过那笔钱的去向。
广告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