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您歇着!”
王愿坚忙说道:“先别走,我给你安排个改稿的房间,你啥时候想来就来住!”
“这合适吗?”刘济民摊手问道。
“合适,怎么不合适,再合适不过了!”
王愿坚带着刘济民去找了宿管,将他安排到八一厂招待所的四楼。
“济民,你看这个房间好吧。我告诉你,这个房间比燕影厂的房间好多了,瞧,比燕影影厂三楼还高一楼,早上起来望个远,心旷神怡!”
刘济民咂舌,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商战吗?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我对住的地方没什么要求!”
王愿坚说道:“这可不行,房间的好坏影响心情,心情不好,稿子能好?”
王愿坚给刘济民一个房间,即使他没办法住在这里,这至少表明了八一厂的态度。
在王愿坚看来,自己这就是“厚待人才”的表现,不亚于千金买马骨。
6月1号,《解放军文艺》正式发表《高山下的花环》。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都在瞪着眼睛关注《高山下的花环》的销售动静。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个年轻指导员在前线的22个日夜》。
有头脑的新华书店,开始将这两本杂志放在一起销售。
“同志,这是刘济民同志最新的作品《高山下的花环》,瞧,封面就是。这是《中国青年》杂志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写‘刘济民同志的。
“各来一本吧!”
刚开始新华书店售货员还推销,后来就不再说了,一方面是读者的购买热情根本不需要动员,他们已经被读者的热情冲击得麻木了;另一方面是书店的存货不够了。
各地区的总店纷纷给发行所打电话,要求他们通知《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印刷厂,赶紧加印!
再不加印,读者就造反了,新华书店的柜台都得被撕吧撕吧推沟里了。
《解放军文艺》主编胡琦从一号开始,嘴就患上了“无法闭合”综合征,见谁都是嘴巴咧到了耳朵根。
《燕京文艺》一看这势头好啊,为了提振销量,临时撤下了一篇稿子,将空白版面用于转载《高山下的花环》。
刘白羽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名字叫做《谈‘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全文归在两个字上,那就是“民心”。
6月12号,总政打来电话,说刘白羽请刘济民去总政文化部一趟。具体没说是什么原因,但想来跟《高山下的花环》脱不了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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