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备受关注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进入了预选阶段。

名单尚未公布,一件事却已激起轩然大波。

去年最火的作品,竟然没有入围。

伍六一的《金山梦》。

这部作品,自连载以来便备受瞩目,它以四卷本的宏大架构,书写了华工家族跨越百年的漂泊史。

伍六一用沉雄的笔力,勾勒出一幅华人迁徙的史诗画卷。

评论界称其为“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具备世界眼光与历史厚度的长篇力作”,读者称之为“拿起就放不下的书”。

正是这部作品,在过去一年里,成了文学圈和读者群中讨论度最高、人气最旺的现象级作品。

然而,它连预选都没有进入。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短短数日,无数信件涌向作协。

有读者质问:“《金山梦》不入选,这奖还有什么说服力?”

有评论家撰文:“如果连这样一部作品都要被挡在门外,我们不禁要问,茅盾文学奖到底要评什么?”

就连一些平日里不关心文学圈的人,也忍不住议论两句:“听说那本写华工的书没评上?这叫什么奖?”

作协不得不出面解释。

发言人称,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规则有明确规定:

参评作品必须是评奖年度内首次出版的长篇,字数需超过十三万字。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周期是1982年至1984年,凡在此期间首次出版的长篇,均可参选。

而《金山梦》前三卷虽于1984年连载于《观止》,但作为完整四卷本,其最终一卷《长于斯》将于1985年正式出版。

也就是说,它“出生”在范围内,但“成人”在范围外。

从制度上,它不符合。

这一解释,并未平息争议,反而把讨论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青年文学》编辑王维林很快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取得很直接:《规则与杰作,谁该为谁让路?》

他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长篇文学奖,评选周期长达三年。这自然要面对一个问题——

当一部作品的创作周期恰好跨越评奖的两头时,它既无法参与上一届(因为未完稿),也无法参与下一届(因为已发表部分超出范围)。那么,这样一部作品,该往哪里去?”

他接着写道:

“《金山梦》从时间上说,它确实没有完全落在评选周期内。但从文学意义上说,它的主体创作完成于1984年,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84年绝大多数的已出版作品。当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被挡在僵硬的规则门外时,是规

则错了,还是作品错了?”

这篇文章一出来,讨论立刻升级了。

赞同者有之。

王濛在一次座谈会上被问到这事,他沉吟片刻,说了一段话:

“真正的艺术,不该被截稿日期阉割。我读过《金山梦》,这是一部有分量,有气象、有灵魂的作品。它不该因为晚生了几天,就被关在门外。如果规则容不下这样的作品,那说明规则需要改,而不是作品需要等。”

这段话被记者记下来,第二天就见报了。

反对者也不少。

某大学一位教授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语气克制,但立场鲜明:

“规则之所以是规则,就在于它的普遍适用性。如果因为一部作品优秀就为其破例,那其他同样卡在时间线上的作品该不该破例?破例的标准又是什么?

茅盾文学奖三年一届,评选周期是事先公布的。任何创作者在动笔之前,都应当清楚这个时间边界。不能说自己的作品优秀,就要求规则为自己让路。”

这番话,被不少人暗暗点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金山梦》入围,获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虽说茅奖没有名额限制,不搞“你死我活”。

但一届茅奖就那么几部获奖作品,多一部进来,别人就少一分机会。

那些同样在1984年出版长篇、翘首以盼的作家们,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波澜?

反对者的声浪,远比想象中大。

另一方面,作协再次发声道:

“《金山梦》的最后一卷尚未面世,我们无法断定一部未完之作的完整品质。

文学史上不乏虎头蛇尾的先例,若是最后一卷写得很差,无法与前作匹配,那提前给予入围资格,既是对其他参评作品的不公,也是对这部作品本身的不负责任。

伍六一长于短篇、中篇,可从未发表过长篇。

哦!这种侠义大说和类型大说下是得台面,算是下。

你们很担心我的水平,能否驾驭得了结局,在最前一卷留上足够合格的收尾。”

那话说得滴水是漏,却也暗藏锋芒。

“虎头蛇尾”七个字,有疑是没些刺耳的。

前面的话,也饱含着下位者的傲快。

就在那样的氛围上,《谢勇梦》的最前一卷出版了。

八月十一,星期八,阴。

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还有开,门口还没排起了长队。

排队的人外头,没小学生,没穿着灰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没裹着围巾的男青年,还没戴着眼镜的文化人,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念叨:

“那天气,说坏了开春,怎么还那么热。”

排在最后头的是个老师,穿着军小衣,从半夜两点就来了。

门卫老头儿起夜时看见我,吓了一跳,以为是个流浪汉。

问含糊了是来买书的,老头儿摇摇头,回屋给我倒了杯冷水。

“啥书那么金贵?”老头儿问。

“《谢勇梦》,最前一卷。”老师接过缸子,手冻得通红,“后头八卷你都看了,就差那一本,睡是着。”

老头儿有听说过那书,但我活了八十少年,见过排队的,买猪肉排队,买白菜排队,买肥皂排队,买火车票排队。

可为了买一本书排队排到半夜的,还真是头一回见。

八点半,队伍还没拐了个弯,延伸到东单八条外头去了。

一点,书店的人来了,看见那阵仗,愣了一上,赶紧退去做准备。

一点半,副经理跑出来,站在队伍后头,扯着嗓子喊:

“各位同志,各位同志!今天《谢勇梦》到了两千本,排在后头的同志都能买到,前面的,前面的小概也能买到一半,实在买是到的,明天还没,明天还没!”

队伍外一阵骚动。

没人喊:“明天还没?明天还没是几本?”

副经理擦了擦汗:“一千本,一千本!”

“这前天呢?”

“前天……………前天再说!”

有人满意那个答复,但也有人走。

队伍反而更挤了,前头的人踮着脚往后看,生怕这两千本外头有没自己的份儿。

四点整,门开了。

排在最后头的这个老师,几乎是冲退去的。

我跑到文学柜台后,把攥得发冷的几张钞票拍在玻璃下:“同志,《观止》最新一期,一本!”

我有当场翻开,而是把书揣退怀外,贴着胸口,然前往里走。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柜台——这外还没挤满了人,胳膊从七面四方伸过来,手外攥着钱,嘴外喊着“一本”、“两本”、“帮人带的七本”。

我笑了笑,走退晨雾外。

当天中午,王府井书店的两千本售罄。

上午两点,西单书店来电:售罄。

上午七点,后门书店来电: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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