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刻间,关于伍六一的议论甚嚣尘上。

支持者欣赏他的锐气与真知,认为他道破了文学亟待新变的真相。

反对者则认为他数典忘祖,是狂妄之徒,指责他为了标新立异,否定一段沉痛而正当的文学历史。

更多的,是持观望和忧虑态度的人,他们担心这种极端的表述,会撕裂文坛来之不易的团结氛围。

这场争论迅速发酵,从私下的窃窃私语蔓延到公开的笔战。

数日之内,不同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上,开始出现立场迥异的文章:

《文学报》一篇署名“卫真”的评论,标题便火药味十足:

《“已死”论可以休矣??论伤痕文学的现实生命力与历史正当性》。

文章梳理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与思想脉络,痛斥“已死论”是“割裂历史、漠视民疾的轻浮之言”。

《青年文学》的王维林则刊登了一篇名为《“死”与“生”:文学新陈代谢的坦途》的短文。

王维林虽未明确支持伍六一,但提出:

“一种文学现象完成其历史阶段性的集中爆发后,其精神内核会转化、溶解进更广阔多元的创作中,这并非死亡,而是扩散与升华。对旧范式提出质疑,正是新生的开始。”

此文被许多人视为对伍六一的委婉声援。

在大学里,这事便更为有趣了。

屁股决定脑袋,水木大学的学生更偏向于支持郭玉翔副教授的论断。

而燕大的学子们则是伍六一的忠实支持者。

两边的辩论尤为激烈。

两个学校甚至以“伤痕文学:不朽丰碑还是过时标本?”为题举办专题辩论会。

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

不过,听说最终还是燕大大获全胜。

处在风暴中心的伍六一,好久没见过这阵仗了。

他活动了手腕,正准备写点东西回应下“老贼”,可早就有人先他一步。

甚至这位...的文章刊登后,伍六一也没有写的必要了。

因为巴老出手了.....

四月中旬,一篇署名为巴金的文章《说真话与向前看》,以头版社论般的规格,赫然刊登于《文艺报》之上。

他写道:

“文学的生命在于讲真话。过去我们讲真话,是为了揭露伤痕,疗治心痼,这是痛彻的、必要的真话。

但真话不能永远停留在控诉与展示的阶段。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不能只靠反复舔舐伤口来证明自己活着。

伤痕,应当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理解人性的镜鉴,而非囚禁我们想象与创造力的牢笼。

现在,我们需要另一种真话??‘向前看’的真话。

这并非逃避过去,而是在承认过去的基础上,思索人该如何更有尊严地生活。

思索生命在经历摧折后如何重建其意义。

思索我们的文学,除了作为历史的证词,能否也为人的灵魂提供栖息与升华的殿堂。

这是更深沉、也更艰难的真话。”

“有些同志担心,强调‘向前看’会削弱文学的历史责任感。

恰恰相反,真正削弱责任感的,是不断重复已成套路的言说,是让文学停留在单一的声调与表情上。

文学的天地本该无比广阔。

我们应当有勇气,允许并鼓励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探索,只要这声音是真诚的,这探索是严肃的。

一个只能容纳一种‘正确’题材或风格的时代,对文学而言,才是真正的悲哀。”

文章最后,巴老以一段充满期许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作结:

“说实在的,这次评选,我的收获比所有人都大,一位年轻作家的话,给了我有力的提醒和启发。

因此,我尤其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这位年轻作家一样…………………

带着这份不趋同,不敷衍的真诚,更沉潜下去,用更长久的创作实践,去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

这,才是对一切争议最好的回应,也是对文学未来最负责任的建设。”

文章见报后,引起的震动远超《二十篇外》。

这不仅仅是一篇评论,而是文学泰斗对中国文学未来的方向的指引。

所有明眼人都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意味。

巴老没有批评任何人,却让一种旧的批评方式失了效。

他没有直接赞扬谁,却让一位年轻人的思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认证。

那句“给了我有力的提醒和启发”,如同在平静湖面投下的石子,涟漪扩散至整个文坛。

这些依赖范式、重复苦难叙述的“伤痕文学”,虽是会一夜消失,但其作为唯一正确路径和评判金科玉律的时代,确乎是落幕了。

一种有形的禁锢被打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杂着失落、兴奋与跃跃欲试的简单气息。

与此同时,伍八一那个名字,被镀下了一层普通的光晕。

文章中虽未点名,但在1984年春天的中国文坛,一位年重作家能给巴老“启发”,那几乎是一道有需过少解释的荣誉。

4月6日,国家批转了《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

七四城作为首善之地,最先结束了试点工作。

建国门街道的栖凤楼居委会王小妈,胳膊下戴着红袖标,挨家挨户拍门:

“上礼拜带下户口本、一寸白白照,去所外登记!”

广告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