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南京的风已经带了暖意，吹过通信工程学院的梧桐道，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

何家丽捏着手里的毕业分配意向表，指尖在“留校任教”“军区科研所”“回野战部队提干”三个选项上来回摩挲，纸页边缘被磨得发毛。

还有三个月，她就要从军校毕业。

作为本届无线电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这三个去向都是旁人挤破头想争的，体制内的铁饭碗，一步一个台阶的安稳，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的终极追求。

连指导员都找她谈过话，拍着她的肩膀说：“家丽，留校是最好的选择，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继续搞研究，以你的本事，将来评个高级职称不成问题。”

何家丽嘴上应着，心里却另有盘算。

她的书桌一角，堆着近期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边角都被她翻得卷了边。

那些豆腐块大小的新闻里，藏着时代最细微的脉搏：深圳蛇口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见了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已然落地，农村里的生机在悄悄涌动；甚至连校门口的巷子里，都有了摆摊卖茶叶蛋、卖小商品的个体户，不再像前些年那样躲躲闪闪。

这些细碎的信号，在何家丽眼里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改革开放的闸门，已经缓缓打开了。

而她所学的通信专业，恰是站在这浪潮前沿的领域。

她在军校的图书馆里翻过国外的期刊，知道国外的无线电技术早已日新月异，半导体、电话机甚至雏形的移动通讯设备，都在酝酿着一场革命。

而国内，目前还停留在国营厂垄断、技术滞后的阶段，这是空白，更是机遇。

傍晚下了课，何家丽如约在学院门口的槐树下等陆正阳。

他刚从部队过来，军绿色的常服笔挺，裤缝熨得笔直，看见她时，眉眼瞬间柔和下来，大步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帆布包：“看你这几天愁眉不展的，分配的事拿不定主意？”

何家丽点点头，和他并肩往旁边的小公园走。

暮色四合，公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映着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

“指导员让我留校，爸妈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稳定，体面。”她顿了顿，转头看陆正阳，“可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陆正阳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他比谁都了解何家丽，从淮南那个敢怼汤婆子、敢跟父亲提“招女婿顶门立户”的小姑娘，到知青点里带头抢收、军营里立功的女战士，她从来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她的骨子里藏着一股闯劲，一股不甘被框在条条框框里的韧劲。

“你想走，我知道。”陆正阳抬手，轻轻拂去她额前的碎发，“你是想离开部队，去外面闯？”

她重重点头，没有隐瞒陆正阳的意思，这么多年，她是什么人，相信陆正阳已经了解的十分清楚，在他面前没必要伪装，但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还有一丝不确定。

“正阳，你看那些新闻，时代变了。通信行业将来肯定会大发展，国营厂的模式跟不上，我想自己做，做无线电，做通讯器材，我觉得这比在军校里守着课本更有意义。可我也怕，怕摔跟头，怕辜负所有人的期待，更怕……拖累你。”

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在那个“铁饭碗”至上的年代，主动从部队退役，放弃提干的机会，无异于自毁前程。

更何况，陆正阳此时已经在南京军区某部升任参谋，前途一片光明，她若是成了无业的个体户，旁人难免会说闲话，甚至影响他的发展。

陆正阳却笑了，伸手握住她的手，他的掌心温热而有力，给了她无比的安心。

“说什么拖累？我们从淮南走到现在，什么时候分过彼此？”他的目光坚定，“体制内稳定，但局限也大，你的性子，困在里面会憋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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