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唯一儿子王雱，同样非常优秀，年少聪敏，擅长作书论事。公元1067年，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四岁，王安石变法，王雱是重要助手，也是秉秉承父业。虽然身体不好，但着书立说成就斐然，公元1076年，王雱逝世，年仅三十三岁。

更为奇特的是，晚年，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没有亲生儿子，他们的夫人都自做主张为他们纳妾，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在封建社会，这是极难做到的。这也是后人敬仰他们的原因之一。

《邵氏闻见录》称“王安石、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

王安石和司马光唯一的分歧，就是政治主张，他们都有着磊落的襟怀，所以这种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私利。让后人对他们都无可指责，而这恰恰是致命的！

两大重量级人物的分歧，使大宋后来的全部精英，生生地分为两派，新法派和保守派，从神宗朝开始，两派斗争始终你死我活，将北宋内耗干净，终致灭亡。

王安石变法，不可否认，因为有地方官吏为了邀功迎合朝廷，在局部地区把“良法”变成“恶法”。但是司马光不管对错，全部否认新法，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实际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保守派执政的几年当中消耗殆尽。

不仅如此，司马光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听任何人规劝，一意孤行，全部废除了新法，不仅让百姓无所适从，也让自己无形之中成了元佑党的首领，加深了新党和保守党之间的裂痕，分化了大宋的政治势力，以后新党和保守党的政党之争的激烈化起了推动作用，这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也是历史的悲哀。

假如司马光能和王安石联手，将会有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无法推测，因为历史没有假设。

佐料：文彦博是大宋重臣中名列前茅的寿星，一共活了九十二岁。

哲宗初年，辽朝派使者至宋，苏轼负责接待，一起拜谒哲宗。

在殿门外，使者望见文彦博，退立改容道：“这是潞国公吧？”并问文彦博年寿。苏轼自豪的做了答复。

使者敬佩道：“年寿如此高，但身体怎么这么健壮啊！”

苏轼道：“使者只看到了他的容貌，还没有听见他说话呢。他声音洪亮，分析条理，极其精练，即使少年也赶不上；而且学问贯古通今，即使名家也有不如。”

使者感叹道：“文彦博真是天下异人。”

文彦博第一次退休，也居住在洛阳，和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位大宋耆宿来往密切，他们仰慕唐朝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按年龄大小不按官职排序，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

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

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河北大名府）留守，写信给文彦博，也想参加，王拱宸时年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司马光，也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晚进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幕后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取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共计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文彦博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成了洛阳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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