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法初期，苏辙和吕惠卿一起，被王安石推荐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是在工作中，苏辙的意见经常和吕惠卿相左。

“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商定的，在推行前一个月，王安石拿出法案底稿给苏辙看，并且对苏辙道：“这是'青苗法'，你仔细看看，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说无妨！”

苏辙认真看完后，对王安石道：“官府拿钱放贷给百姓，本来是救百姓，但是在操作当中，恐怕官吏狼狈为奸，最后适得其反。再者说，钱到了百姓手里，就算是良民，也怕他乱用，等到要他还钱时却难！一般来讲，借钱容易还钱难，就算是富民，他都不愿按期归还，何况那些贫民？大家都不愿还钱的话，地方官就会动用刑罚，到时地方鸡飞狗跳。王公打算为百姓谋利益，但是真的施行起来，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王安石一听，点头道：“你说得有道理，让我再想想。”此后一个月，王安石都绝口不提“青苗法”。

刚好“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疏道：“开春农事兴，但百姓困苦，高利贷者乘机勒索。请求留下本路的钱帛五十万，贷给百姓，一年可以收取利息二十五万。”

王安石得到这个奏章，大喜过望，王广渊的建议不就是“青苗法”吗，立即奏请赵顼批准“青苗法”，同时召王广渊进京，详细询问当地情况后，随后决意推行“青苗法”。

苏辙见王安石执意推行，写信给他，力陈不可，王安石生气了，将苏辙赶出“制置三司条例司”，贬为河南府（河南洛阳）推官。

佐料：王安石因为苏辙的劝说，暂时放下了“青苗法”。一个月后，王安石又决心推行“青苗法”。《宋史.王广渊传》记载，起因是“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奏朝廷，他在地方的某些措施和“青苗法”吻合，王安石决意推行“青苗法”的。

但《宋史.苏辙传》和《宋史.食货志四上》却记载，是“河北转运使”王广廉（王广渊之弟）上奏朝廷，请求用度牒钱（僧道出家，要由官府发给凭证，称之为“度牒”（宋朝时期，官府可出售度牒）钱数千缗做本钱，行青苗法，春季发贷，秋季收款，和王安石“青苗法”一致，所以青苗法得以推行。

《苏辙传》并且在末尾的“论曰”里强调：后面如果不是王广廉附会，“青苗法”也许就不会得到推广，似乎笃定是王广廉。

同一本《宋史》，观点却不同，我们当然无法判定，到底是谁的点燃了“青苗法”的导火线。

而《宋史纪事本末》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也是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笔者结合《王广渊传》（宋史并无王广廉传）的其他细节，觉得采用王广渊的说法似乎可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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