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四月下诏之后不久，朱元璋在同年九月就开始在应天府大兴土木建设新皇宫，显然又忘了此前劳民伤财的说法。

关于废迁都之事，《明史》当中的说法是老朱巡凤阳时，李善长奏禀发现工匠用厌镇法，朱元璋诛杀了涉事工匠之后，迁都之事便不了了之，这也即洪武八年的镇物案。

单这个说法能站住脚吗？或许可以，但还不够。

毕竟朱元璋在史册中确实表现过迷信的行为不假，但本质上也不能忽视他也是极其务实的政治家，单单因为迷信就放弃五年的投入多少有点荒唐。

但如果将视线的从洪武八年这个时间点前后张望，倒是能梳理出来一个基本的时间轴：

二年，修凤阳欲迁都；三年，分封布衣兄弟赠铁券免死；

四年，勋贵之首左丞相李善长病退；五年，设铁榜勒令勋贵不法；

从这条线是能清晰的看出来，因为勋贵们的骄横行事，朱元璋与开国勋贵渐行渐远。

而与此同时，有人退就有人进，另外一条线在齐头并进，这条线的主角便是胡案的当事人――胡惟庸。】

听到提到自己，李善长却并没有多少开心的感觉。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事算是他所历的旧事，认真算来也不过就十年时间，他记得还很清楚，并不需要一个隔了几百年的后辈帮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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